專題
桃子醬       2021-04-15    第585期

今天,你笑了嗎?

“把人逗笑這門生意,已經到了最好的時代。”確實,人們對笑的需求變得越來越強烈,帶動了相聲、綜藝、話劇、電影等多樣化的喜劇表演形式的發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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喜劇行業近期的動靜,可以用“打破次元壁”來形容:許知遠上了《吐槽大會》,雖說他的發言稿大概率不是他寫的(嚴重懷疑他并不知道誰是張大大),但文化偶像ד粗鄙的大眾文化”(脫口秀演員呼蘭對本行業的自黑),達成;范志毅在《吐槽大會》上(又是《吐槽大會》!)懟中國男籃“臉都不要了”,體育名宿×脫口秀,達成;丁真在自己的抖音直播間哼唱來自電影《你好,李煥英》的“老妹兒呀,你等會兒”,并與賈玲、張小斐互動,新晉頂流×喜劇演員,達成。

數年前,浙江衛視原總監、中國傳媒大學教授夏陳安就有一個看法:“把人逗笑這門生意,已經到了最好的時代。”確實,人們對笑的需求變得越來越強烈,帶動了相聲、綜藝、話劇、電影等多樣化的喜劇表演形式的發展,喜劇行業及從業人員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——比如,許知遠的北大學妹李雪琴。

也因此,有人說,喜劇復興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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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有意思”和“有意義”

近期喜劇行業還有一件“活久見”的事——久違的陳佩斯再次登上熒屏,成為綜藝節目《金牌喜劇班》站C位的導師。

陳佩斯還是那個陳佩斯,在接受媒體采訪時,他闡述了何為喜劇,以及當下喜劇創作存在的問題。

喜劇藝術是笑的藝術,陳佩斯說,“笑”這個行為本身有一定被動性,有一個刻意的目標——為了達到雙方人際關系的和諧。因此,“不是喜劇有多重要,而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特別重要,所以喜劇的‘笑’很重要。我們經常談什么樣的笑是高級的或者低級的,我覺得這不重要,重要的是對人群必須有效”。

喜劇的“有意思”和“有意義”并非勢不兩立。喜劇的第一目的是讓觀眾笑,這就是“有意思”(創作性);但讓觀眾笑又不是絕對目的,要有高度,這就是“有意義”(思想性)。陳佩斯認為,首先要讓觀眾笑出來,“如果你不能讓觀眾笑,那么思想性就更提不上了,高度也是攀不上去的”。同時,也要避免過度強調思想性,用“高度”來指導創作的傾向,因為這樣一來順序就顛倒了,而且“有的思想性很強的東西,未必適合舞臺的表現、戲劇的表現和藝術的表達”。所以,他的建議是:創作性和思想性一定要統一,千萬不要把目的當成方法。

陳佩斯注意到,現在的喜劇創作,不太注重結構,不太注重講故事,更多的是想著抓包袱和所謂“笑點”——也就是說,迎合并滿足觀眾的娛樂消遣需求。

正如英國學者詹姆斯·薩利所言,“我們當下身處的這個時代即便不是沉悶,至少也算不上是歡樂的時代”,在這個工作和生活節奏加快、一切都處在變動不居的不確定狀態的時代,人們普遍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緊張、迷茫和孤獨,需要用“笑”來完成對現實的消解和逃避。

以喜劇電影為例,中國傳媒大學教授胡克認為,“喜劇自身具備的廣泛的適應性,使得其幾乎可以成為各種類型電影的萬能調料。喜劇元素特別是其中如幽默、戲仿、滑稽等策略所指向現實生活的宣泄、快慰、游戲、諷刺、消遣等功能,也被越來越多的普通觀眾所接受”。人們對其他喜劇形式的沉迷,也存在類似的心理機制。所以,有觀點認為,喜劇與當代中國人之間存在著某種心理契機,人們傾向于向喜劇“求樂”。

但是,喜劇要激發的,不應該僅僅是生理層面上的“笑”,還有真正的心靈層面的歡樂。“喜劇主創人員只有發現并在其作品中藝術地展現現實生活荒誕、錯位的存在及可能性,才能讓觀眾產生情感的共鳴。”學者滕斌在論文《新世紀以來大陸喜劇電影的美學癥候、文化透視及理論省思》中寫道。



喜劇的第一輪高潮

1994年,還在上高一的鄭猛第一次在電視上看到了情景喜劇《我愛我家》。他清楚地記得,那是《我愛我家》的第5集:因為家里裝修,由韓影扮演的和平媽到傅家暫住,老太太第二天早起晨練,唱著“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,姆們姆們姆們”(姆們,“我們”之意)。這一集還有一個彩蛋:老太太想看《渴望》(韓影主演),和平調了一圈,電視上播的全是《愛你沒商量》(宋丹丹主演)。

鄭猛從此“入坑”,成為《我愛我家》的鐵粉。他趕上的,正是中國喜劇創作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第一輪高潮:1984年,陳佩斯、朱時茂在春晚上表演《吃面條》,標志著“小品”的誕生。此后,陳、朱二人十次登上春晚,成為那個年代家喻戶曉的喜劇演員。1994年播出的《我愛我家》,則將來自美國的情景喜劇變成了中國人的“下飯劇”。

美國情景喜劇一般使用預先錄好的笑聲,即“罐頭笑聲”。英達拍《我愛我家》,有一個創舉就是請觀眾到現場觀看,呈現真實的笑聲。鄭猛還原了當時拍攝的情景:早期找觀眾非常困難。有時開拍前一看觀眾席位太空,林叢等劇組人員就只得在附近臨時找人,逢人便問:“您有時間嗎?請您看個戲去。”當時人們還不了解什么叫情景喜劇,一時說不清楚,林叢就說,是宋丹丹演的喜劇。

觀眾還有分愛笑和不愛笑的。《我愛我家》頭40集在北京工運學院(現在的中國勞動關系學院)拍,現場觀眾也多半是工運學院的學生,英達發現,理工科學生不太愛笑;后來轉到北京廣播學院(現在的中國傳媒大學)拍,觀眾氣氛就好了很多。另外,和女性觀眾相比,男性觀眾不大愿意笑出聲來。開拍前,英達如果看到女觀眾居多,心里就特別踏實;如果男的多,他就覺得“壞了”。

英達堅持用現場笑聲,目的是營造戲劇的陌生化效果,或曰間離效果。“情景喜劇從始至終都是讓觀眾明白這是在演戲,因為里邊表演上的分寸、劇情上的合理性,包括現場的笑聲,都在提醒你這是假的,玩兒呢。”英達在一次采訪中這樣表示。

如果演員經驗不足,或者包袱本身質量不夠,行話叫“軟”,是不能見觀眾的。而在現場“咔嚓”一下把觀眾逗笑,用編劇梁左當時的話說,叫“大雷子”。葛優參演的《不速之客》那兩集(就是出現“葛優癱”名場面那兩集),葛優穿著破爛衣服一露面,臺下觀眾反應熱烈,臺上其他演員也忍不住笑場,只有葛優一個人繃著。

英達堂弟、《我愛我家》劇組成員英寧曾有一個說法:只要《我愛我家》有一天還在電視上播,就是情景喜劇這個行業的悲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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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需求就有生意

喜劇成為一門生意,要從2003年說起。

這一年,“北京相聲大會”正式更名為“德云社”,包括郭德綱在內,一共有十幾名成員。初創期的德云社,演員不固定,工資也不固定,演多少場就拿多少場的錢。至于賈玲,她那一年還叫賈裕玲,因為參加北京電視臺承辦的相聲小品邀請賽,她跟郭德綱有了第一次交集——科班出身(中央戲劇學院相聲班)的她,拿了一等獎;而第一次在電視上說相聲的郭德綱和于謙拿了三等獎。

之后,兩人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:德云社真正做到了“讓相聲回歸劇場”,賈玲則改行當了小品演員,活躍在電視上。后來,在郭德綱主持的《今夜有戲》上,賈玲曾“控訴”郭德綱搶了她的飯碗:“在北京或者全國各地拿不出大臺面的那些地兒,都特別認你,演得特別火。人家一說,我們想找一對相聲演員,那肯定是郭德綱呀,所以擠對得我們就只能上臺面去了。”

賈玲說的“上臺面”,指的是上電視、上晚會。她正是喜劇綜藝于2013年前后興起并形成爆發式增長的見證者之一:2012年,東方衛視推出《今晚80后脫口秀》;2014年,東方衛視用做《中國達人秀》的成功經驗,推出《笑傲江湖》這檔素人喜劇選秀類綜藝。隨即,更多衛視和制作機構加入。2014年,一共出現了近20檔喜劇綜藝節目,業界將之稱為“喜劇節目元年”。以往在春晚、大型晚會上才能看到的相聲、小品等喜劇節目,成了高頻次的周播節目,賈玲這樣的喜劇演員也在忙著上節目。

同樣在2014年,《奇葩說》推出第一季,它是初代網綜的代表;3年后,《吐槽大會》第一季、《脫口秀大會》第一季相繼上線。《吐槽大會》的主創說,希望通過節目抓住那批年輕、具有挖掘潛力的受眾,因為吐槽是年輕人已經很熟悉的東西。

其實,《吐槽大會》《脫口秀大會》不應該被稱為脫口秀節目,因為脫口秀(talk show)指由主持人帶著嘉賓對談的電視節目,比如之前的《鏘鏘三人行》;這種單人solo的表演形式,應該叫“單口喜劇”(stand-up comedy),也就是黃子華那種“棟篤笑”。

既然人們對被逗笑有需求,這就能成為一門生意。這是一個信息流密集的世界,只要善于發現,處處皆有笑點。比如,史里芬的“B級旅游”vlog,“每兩秒鐘出現一個笑點”;再比如,各種bot賬號,不乏沙雕歡樂向、萌寵向等垂直領域,各取所需就好。

西班牙心理學家貝戈尼婭·卡貝羅有此說:“我們洞穴時代的先人們在從巨大的危險中逃脫時,一定會面帶笑容。幽默感能夠幫助我們幸存。”每個人都有屬于自己的幽默感和小小的快樂,祝大家開心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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