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化
   朱大可    2015-12-18    第454期

諾貝爾文學獎,戴著“神圣審判”面具的正義游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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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諾貝爾文學獎與其說是對人類文學精英的鑒定,不如說是一場文學六合彩大抽獎,充滿了賭博和冒險的經驗。被提名的作家猶如購買了一份世界性彩券,委員會的使命是每年從諾貝爾遺囑和一些人類基本范式中選定一組“彩球代碼”(身份平衡的標準),只有完全符合委員會內定的這些“彩球代碼”的作家才能獲獎。靠這樣的程序若能準確無誤地找出文學大師,豈非咄咄怪事?

    在諾氏基本原則的旗幟下,站立著十八位“老邁的”歐裔評委,他們的人類知識有限,掌握同樣有限的民族語言,個人經驗受到西方生活構架的約束,對于西方世界以外的文化相當陌生,文學鑒定的品位和趣味大相徑庭。由于這些顯而易見的人性弱點,諾貝爾文學獎注定不會來自上帝之手。

    在諾貝爾遺囑的推動下,神圣解讀和神圣代言早已成為該委員會的某種內在立場,而它的后果,就是把諾貝爾文學獎變成一場混雜著美學、道德和政治等多種要素的“神圣審判”。1970年,它通過對索爾仁尼琴有關“道德正義性”和“民族良心”的言說(如《古拉格群島》)的解讀,實施了對蘇聯極權主義暴政的正義審判。但這種審判沒有斷頭臺式的暴力風格,有的只是對極權“挑戰者”的柔性贊美。這種以柔和言說為特征的審判,令瑞典皇家學院成了人類理性的最高法院。

    這樣的審判制造了兩個截然不同的結果,一方面是知識英雄的崛起,他們的姓氏和成就被鐫刻在不朽的碑銘上。另一方面則是知識和道德的敵人,他們被柔和地推了一下,變得怒氣沖天。

    即使放棄了歐洲文化至上的立場,諾獎也未能放棄世界最高威權的角色,企圖依靠神圣審判來題寫精神指南,為一個他們完全不了解的民族的文學尋找出路,這無疑是最危險的一種正義。漢語文學根本不需要諾貝爾主義的指導,它的發展也不會服從于少數幾個漢學家的頭腦。瑞典文學院的公告只會加深這樣一種印象:它耳目閉塞,卻企圖越出自己的限定,尋求全球作家的文化服從,以維系一個世界性帝國的虛擬鏡像。

    一百多年以來,諾貝爾主義破碎地描述了一個資本主義精英時代的輪廓。但在某種意義上,諾貝爾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卻在許多方面有驚人的相似:它們都從“經濟基礎”(前者為“基金”,后者為“商品”)出發,探查人文理想,肯定人的神性,迷戀人文烏托邦制度,熱衷于知識的神圣審判,謀求一種世界性的知識和道德威權,渴望建立征服和被征服的關系,致力于用一個全球性準則去取代民族性準則的事業,等等。

    越過神圣審判的莊嚴面具,諾貝爾獎正在變成一場黑塞式的“玻璃珠游戲”:一群“高貴而富有”的文學使徒居住在斯堪的納維亞修道院中,為一個分崩離析的世界建立話語解讀模型,但它的“宏大敘事”不可避免地帶有玻璃球的各種特性——脆弱、自閉、滾動不定,反射著舊式精英政治的可疑光澤,并越來越多地呈現出博彩和冒險的特征。而其中的神圣威權,早已融解在知識游戲的狂歡之中。“諾貝爾”的真實面貌就是如此。

朱大可 當代文化批評家、小說家、學者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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